这是女作家铁凝的一部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猗纹是作家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画廊贡献的一个富有奇特光彩的人。书中的主角都是女人，老女人或小女人，所以，“玫瑰门”其实就是“女性之门”。书中写了女人与女人、女人与男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较量和抗争，可以称得上的一场惊心动魄的“玫瑰战争”。

【内容简介】

《玫瑰门》是著名作家铁凝的长篇代表作，是反思“文革”的一部敢于直面惨淡人生和丑恶人性的成功之作。作者以独特的女性视角，通过对女性躯体的纯净赞美，对女性欲望的坦然承认以及女性生存状态的清醒理解，全面深入地呈现了女性生存的百态图。从这部作品开始铁凝的写作风格也由清新、纯净转向深沉厚重，在拷问社会、反省自我的路上开始突破。此书通过庄家三代女性司绮纹、竹西、苏眉不同的生存状态和人生轨迹的刻画，形象地概括了大半个世纪里中国女性命运的历史演变。

【作者简介】

铁凝，女，祖籍河北赵县，1957年9月出生于北京，当代作家，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河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中共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铁凝的父亲是著名画家铁扬 。1957－1975 出生于北京，后在古城保定度过了童年和少年；1975－1979 高中毕业后到保定博野县农村插队知青；1979－1984 保定文联《花山》杂志任小说编辑； 1984－1996 河北省作家协会专事创作、河北省文联副主席；1996－2006 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06－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大代表。代表作：《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六月的话题》；《玫瑰门》、《大浴女》、《笨花》等。

【试读：写在卷首】

《玫瑰门》是迄今为止我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书中的主角都是女人，老女人或者小女人。因此，读者似乎有理由认定“玫瑰门”是女一性一之门，而书中的女人与女人、女人与男人之间一场接一场或隐匿、或赤一裸一的较量即可称之为“玫瑰战争”了。

有评论家说我一操一纵的这场“玫瑰战争”有声有色，为女一性一心理学和女一性一社会学提一供了新的研究可能。亦有评论家说《玫瑰门》的主人公司猗纹是作者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画廊贡献的一个富有奇特光彩的新人。我设想这大约归结于我本人在面对女一性一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一性一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一性一”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一性一真实的生存境况。在中国，并非大多数女一性一都有解放自己的明确概念，真正一奴一役和压抑女一性一心灵的往往也不是男一性一，恰是女一性一自身。当你落笔女一性一，只有跳出一性一别赋予的天然的自赏心态，女一性一的本相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进而你也才有可能对人性、人的欲一望和人的本质展开深层的挖掘。并不是每一次努力都能获得成功，值得欣慰的是你不曾放弃这种努力。

我的一位诗人朋友说过，当一个人坐下来开始写作时，实际上他开始的是对自己的审视。写作本是自我审视之一种。或许这样的说法更适合长篇小说的写作吧。当年写作《玫瑰门》时，我的确怀有这样的心境。我常想，真正的自我审判是不容易的，呈现这样的状态，大概需要作家既忘掉个人，也忘掉读者。到那时自一由 便会从你灵魂中奔腾而出，它洋溢你全部的喜怒哀乐，照亮你理应明澈的心。这就是文学劳作过程中孤独、艰辛而又幸福的过程，文学的大半魅力正在于此。

《玫瑰门》从出版到今天，六年之间再版五次，使我不能不感谢读者对它的厚一爱一；也斗胆感谢《玫瑰门》本身，感谢它能够在五彩缤纷、令人眩晕的书的森林里持久地释放出沉着的光泽。

最后我想说，今年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这使我不断想起波兰一部名叫《麻疯女》的电一影 中的两句话：“从前的一切我可以不再提起，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三十年是多么漫长。三十年是多么短暂。从这个意义上看，《玫瑰门》并不是一部旧事重提的书，我想要讲给读者的，也并不仅仅是中国那个特殊时期的妇女生活史。

铁凝

1996年元月

【试读：一】

这么早去机场是苏玮有意的安排。

苏眉乘坐的“雪铁龙”随着大流在机场路上跑，车窗把里外隔得很严。透过玻璃，苏眉还是能看见近处的迎春和远处的树木。迎春刚绽开骨朵，路面就要被一个新的季节簇拥；远处还是灰蒙蒙一片，像中国北方所有地方一样，灰秃秃。越灰苏眉看得就越认真，心里却是一片空白。后来她给这空白吓了一跳，就偏过头随便找个话题跟坐在身边的苏玮聊天。

妹妹苏玮要和丈夫尼尔去美国定居，苏眉从外地专程来北京送他们。苏玮想把和姐姐的告别弄得从容些。

苏玮正盯着坐在前边的丈夫尼尔，盯着他的后脑勺。这是一个覆盖着栗色头发的后脑勺，头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悬在尼尔微长的白脖子以上。苏眉看着苏玮恼怒的眼光，知道她又在怨恨尼尔把头发理得太短。于是她们的话题便是尼尔的头发。

苏眉也觉得尼尔的头发弄得过于短了，尽管长发时代已过去，就像哪本外国画报上的大标题：“哀叹长发已成过去，短发又卷土重来！”为那标题作陪衬的居然是里根、密特朗和刚被赶下台的马科斯。但尼尔现在的头发比那些大人物还短，留这么短头发的男人仿佛不会给女人做丈夫，只能给女人做弟弟。当尼尔转过头，把那张端正、单纯的脸和一双灰蓝眼睛对着她们时，苏眉的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这个小一美国佬。她心里说。

对，美国佬。她们不这样称呼美国人才几天？现在一个美国佬就成了苏玮的丈夫。

她们再三地、使劲地贬尼尔的头发，尼尔不得不拿汉语为他的头发作辩护。他说这是在长城饭店理的，还说他最相信“长城”，别看他住在丽都假日饭店，理发还得去“长城”。尼尔把长城说成“张陈”，“理发”发音倒还正确。苏玮说“长城”算什么，照样能把人理成个“庄稼主儿”，对，“村儿里来的庄稼主儿”。这是不久前苏玮又教给尼尔的一句中国俗话。她笑起来，露出整洁的白牙。尼尔说他并不在乎“村儿里来的庄稼主儿”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庄稼主儿的热炕头，他最愿意在热炕头上“打个盹儿”。苏玮说，行，下次回中国就给他找个庄稼主儿的炕头住。苏玮曾经专门领尼尔参观了一次农村的炕头。

苏玮有点偏向“丽都”，刚才离开它时，她还站在门前很注意地看了它一会儿。

苏眉退出了这场小小的打趣。苏玮对丈夫的那种“过分”叫她不知是高兴还是辛酸。她又不知这辛酸源于哪里，是为了苏玮还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这茫茫无际的、熙熙攘攘的“大村儿”假如能把生养她们的这块地方统称为“村儿”。

她知道尼尔在“长城”理发。美国BL公司驻北京的雇员们都一爱一上那儿弄头发，却不想把钱扔在住起来舒服的丽都假日饭店，尽管他们吃喝拉撒都在四星级的“丽都”。

苏玮和尼尔结婚后也一直住“丽都”。一年多的饭店生活使她变得既能随机应变地四处找茬儿挑剔，又不失彬彬有礼。那时她还没有辞掉译文出版社的工作，尼尔每天下班后总是用公司的包一皮车去出版社接她。然后他们就商量晚饭，苏玮总是提议回“丽都”去吃“东方快车”，不然就干脆找个小馆去吃老豆腐、生煎包一皮子或者朝鲜冷面，她不愿把钱大把大把地扔到那些貌似神乎其冲的大地方。尼尔向苏玮诉苦说他吃冷面吃得光拉肚子，苏玮却说这也是一种锻炼。她不是整天整天地喝凉水么，既然美国人都喝凉水。

苏玮吃小馆、喝凉水，却和“丽都”上一上一下一下熟得要命，连大堂警卫和轻易不露面的水暖工也和她关系不错。

起初酒吧、餐厅的小姐们把她恨得死去活来，她们把她当成尼尔的露水朋友。当她们知道她是尼尔新结婚的夫人时，又觉得她有点冒充。就你？她们想，你这个整天穿着短裤和那种满街都是的套头衫的人物，会是夫人？她们对尼尔加倍热情、妩媚，请苏玮点菜时就用鼻音很重的腔调。就像北京公共电汽车上有些售票员对乘客一样，故意一操一起鼻音把话说得含糊其词，含糊得你最好听不清，你最好傻头傻脑地多问她几句“什么”，好让她们更带出几分奚落你的口吻让你更听不清，她们老是愿意给傻头傻脑的乘客找点事儿。

苏玮故意跟那些小姐们讲汉语，显出傻头傻脑。她们就更对她做出些不屑一顾。在这里讲汉语就好像你正向她们宣布你是个文盲是个土著，是个口袋里一个子儿没有的乡巴佬。只有那些纯正的外语才能和这辉煌的大堂、粉一红色酒吧、肖邦的钢琴曲乃至设立在楼梯旁的秦始皇兵马俑复制品相匹配。她们故意把啤酒和德国清汤一股脑端上来，把冷热菜都摊给苏玮。直到尼尔的白脸气得白上加白，说她们简直是在侮辱他的太大，并声言要找领班、找经理时她们才老实下来，也才相信苏玮的身份。老外对露水朋友没那么认真，请她们去酒吧喝杯酒是高抬她们，一般顶多扔给她们两条短裤然后就“拜拜”，也许那短裤是刚从皇城根儿倒爷摊儿上买的。

尼尔还是不罢休，他那一米九○的高大身躯在餐厅里冲撞大有磺扫一切的架势。结局自然是服务小姐向苏玮道歉，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不再用鼻音有一搭无一搭地跟她说话。见好就收，玮和她们也保持了极友好的关系。她们碰见听不懂的外国话还苏玮代翻，苏玮甚至“老练”地告诉小姐们对哪些老外应热情真，对哪些简直就把他们扔在一边儿，让他们就那么干坐着，坐老实了再去服侍他们。

苏玮终于以她那不修边幅但又整洁的仪表和她那待人的中国式的挚诚，使小姐们心理得到了平衡。她战胜了她们，付出了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四星级饭店生活所要付出的双倍努力。

现在他们终于要结束这热闹非凡、事端无穷却又单调乏味的饭店生活了。苏眉来到“丽都”帮苏玮收拾东西时，苏玮对她说现在就想吃小葱蘸酱，弄一屋子葱味儿蒜味儿，再来一块焦黄的棒子面贴饼子。

苏眉对苏玮的说法不置可否。她不怀疑她对于小葱和大蒜的渴望，但此时此刻这显然是一种豪华的渴望，一种对于西餐稍带恶意和撒娇的对抗。

每天都是小葱蘸酱呢？

很晚她们才把东西收拾清楚，然后尼尔提议去酒吧。

【内容简介】

【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铁凝《大浴女 》 　　《大浴女 》在社会的大背景和家庭的小环境中，描写了女主人公尹小跳备尝艰辛的成长过程与情感历程：因母亲的红杏出墙和小妹的失足丧命，她背负了学生的精神负累，并疏远了与母亲的关系；妹妹尹小帆事事与她较劲，与其说是亲人，不如说是对头；她一往情深地痴恋着的大明星方竞，走近了之后才发现是一个只图占有不愿付出的大俗人——作品像是用一个高倍显微镜，细切而又精微地透视 了一个中年女性在各种因素羁绊下事倍功半的一生，并通过女主人公的经历与感触，重新审视并叩问了亲情、爱情与友情，深入揭悉了女性与男性、女性与时代之间难以谐和的内在矛盾。将思想深度和艺术力度合而为一。

【书摘-试读】引子__节选

《永远有多远》为当代著名女作家铁凝著中篇小说，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1997—2000)、第一届老舍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永远有多远》是北京人对故乡精神的怀恋，更是对商品大潮中人与人之间的开阔心胸与亲和关系的呼唤。十年前，曾经为自己的作品集中做过一次阶段性小结，编辑出版了五卷本《铁凝文集》。十年后的今天，当再一次为自己的作品做阶段性小结之际，恰逢人民文学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于是，自己的这套作品系列凡九本便应运而生。

【目录】

永远有多远

麦秸垛

棉花垛

青草垛

木樨地

何米儿寻爱记

【试读：引子】

你在北京的一胡一 同里住过吧？你曾经是北京一胡一 同里的一个孩子吧？一胡一 同里那群快乐的、多话的、有点缺心少肺的女孩子你还记得吧？

我在北京的一胡一 同里住过，我曾经是北京一胡一 同里的一个孩子。一胡一 同里那群快乐的、多话的、有点缺心少肺的女孩子我一直记着。我常常觉得，要是没了她们，一胡一 同还能叫一胡一 同么？北京还能叫北京么？我这么说话会惹你不高兴——什么什么？你准说。是啊，如今的北京已不再是从前，她不再那么既矜持又恬淡、既清高又随和了。她学会了拥抱，热一热闹闹、亦真亦假的拥抱，她怀里生活着多少北京之外的人啊。一胡一 同里那些带点咬舌音的、嘎嘣利落脆的贫北京话也早就不受戴见了——从前的那些女孩子，她们就是说着这样的一口贫北京话出没在一胡一 同里的。她们头发干净，衣着简朴（却不寒酸），神情大方，小心眼儿不多，叫人觉得随时都可能受骗。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来到北京，在任何地方看见少女，总会认定她们全是从前一胡一 同里的那些孩子。北京若是一片树叶，一胡一 同便是这树叶上蜿蜒密布的叶脉。要是你在陽光下观察这树叶，会发现它是那么晶莹透亮，因为那些女孩子就在叶脉里穿行，她们是一座城市的汁液。一胡一 同为北京城输送着她们，她们使北京这座精神的城市肌理清明，面庞润泽，充满着一温一 暖而可靠的肉一感。她们也使我永远地成为北京一名忠实的观众，即使再过一百年。

当我离开北京，长大成|人，在B城安居乐业之后，每年都有一些机会回到北京。我在这座城市里拜访一些给孩子写书的作家，为我的儿童出版社搜寻一些有趣的书稿，也和我的亲人们约会，其中与我见面最多的是我的表妹白大省（音xing）。白大省经常告诉我一些她自己的事，让我帮她拿主意，最后又总是推翻我的主意。她在有些方面显得不可救药，可我们还是经常见面，谁让我是她表姐呢。

现在，这个6月的下午，我坐在出租车上，窗外是迷蒙的小雨。我和白大省约好在王府井的世都百货公司见面，那儿离她的凯伦饭店不远。她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在四星级的凯伦，在那儿当过工会干事，后来又到销一售部做经理。有一回我对她说，你不错呀刚到销一售部就当领导。她叹了口气说哪儿呀，我们销一售部所有的人都是经理，销一售部主任才是领导呢，主任。我明白了，不过这种头衔印在名片上还是挺唬人的：白大省，凯伦饭店销一售部经理。

出租车行至灯市西口就走不动了，前方堵车呢。我想我不如就在这儿下来吧，“世都”已经不远。我下了车，雨大了，我发现我正站在一个一胡一 同口，在我的脚下有两级青石台阶；顺着台阶向上看，上方是一个老旧的灰瓦屋檐。屋檐下边原是有门的，现在门已被青砖砌死，就像一个人冲你背过了脸。我迈上台阶站在屋檐下，避雨似的。也许避雨并不重要，我只是愿意在这儿站会儿。踩在这样的台阶上，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我回到了北京，就是脚下这两级边缘破损的青石台阶，就是身后这朝我背过脸去的陌生的门口，就是头上这老旧却并不拮据的屋檐使我认出了北京，站稳了北京，并深知我此刻的方位。“世都”“天伦王朝”“新东安市场”“老福爷”“雷蒙”……它们谁也不能让我知道我就在北京，它们谁也不如这隐匿在一胡一 同口的两级旧台阶能勾一引 出我如此细碎、明晰的记忆——比如对凉的感觉。

从前，二十多年前那些夏日的午后，我和我的表妹白大省经常奉我们姥姥的吩咐，拎着保一温一 瓶去一胡一 同南口的小铺买冰镇汽水。我们的一胡一 同叫驸马一胡一 同，一胡一 同北口有一个副食店，店内卖糕点罐头、油盐酱醋、生熟肉一豆制品、牛羊肉鲜带鱼。店门外卖蔬菜，蔬菜被售货员摆在淡黄色竹板拼成的货架上，夜里菜们也那么摆着不怕被人偷去。干吗要偷呢？难道有人急着在夜里吃菜么？需要菜，天一亮副食店开了门，你买就是了。一胡一 同南口就有我说的那个小铺。如果去北口副食店，我们一律简称“北口”；要是去南口小铺，我们一律简称“南口”。

“南口”其实是一个小酒馆，台阶高高的，有四五级吧，让我常常觉得，如果你需要登这么多层台阶去买东西，你买的东西定是珍贵的。南口不卖油盐酱醋，它卖酒、小肚、花生米和猪头肉，夏天也兼卖雪糕、冰棍和汽水。店内设着两张小圆桌，铺着硬一挺的、脆得像干粉皮一样的塑料台布的桌旁，永远坐着一两位就着花生米或小肚喝酒的老头。我觉得我喜欢小肚这种肉食就是从“南口”开始的。你知道小肚什么时候最香吗？就是售货员将它摆上案板，一操一刀将它破开切成薄片的那一瞬问。快刀和小肚的摩一擦使它的清香“噗”地迸射一出来，将整间酒馆弥漫。那时我站在柜台前深深吸着气，我坚信这是世界上最好闻的一种肉。直到售货员问我们要买什么时，我才回过神儿来。“给我们拿汽水！”这是当年北京孩子买东西的开场白，不说“我要买什么”，而说“给我们拿……”“给我们拿汽水！”“冰镇的还是不冰镇的？”“给我们拿冰镇的，冰镇杨梅汽水！”我和白大省一块儿说，并递上我们的保一温一 瓶。我已从小肚的香气中回过神儿来了，此时此刻和小肚的香气相比，我显然更渴望冰凉甘甜的杨梅汽水。在切小肚的柜台旁边有一台白色冰柜，一台盛着真冰的柜。当售货员掀一开冰柜盖子的一刹那，我们及时地奔到了冰柜跟前。嗬，一团一 一团一 白雾样的冷气冒出来，犹如小拳头一般打在我们的脸上痛快无比，冰柜里有大块大块的白冰，一瓶瓶红色杨梅汽水就东倒西歪地埋在冰堆里。售货员把保一温一 瓶灌满汽水，我和白大省一出小酒馆，一走下酒馆的台阶——那几级青石台阶，就迫不及待地拧开保一温一 瓶的盖子。通常是我先喝第一口，虽然我是白大省的表姐。以后你会发现，白大省这个人几乎在谦让所有的人，不论是她的长辈还是她的表姐。这样，我毫不客气地先喝了第一口，那冰镇的杨梅汽水，我完全不记得汽水是怎样流入我的口中在我的舌面上滚过再滑一入我的食道进入我的胃，我只记得冰镇汽水使我的头皮骤然发紧，一万支钢针在猛一刺我的太陽一穴一，我的下眼眶给冻得一阵阵发一热，生疼生疼。啊，这就是凉，这就叫冰镇。没有冰箱的时代人们知道什么是冰凉，冰箱来了，冰凉就失踪了。冰箱从来就没有制造出过刻骨的、针扎般的冰凉给我们。白大省紧接着也猛喝一大口，我看见她打了一个冷战，她的胖乎乎的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有点喘不过气似的对我说，她好像撒了一点儿尿出来！我哈哈笑着从白大省手中夺过保一温一 瓶又喝了一大口，一万支钢针又刺向我的太陽一穴一，我的眼眶生疼生疼，人就顿时精神起来。我冲白大省一歪头，她跟着我在僻静的一胡一 同里一溜小跑。我们的脚步惊醒了屋顶上的一只黄猫，是九号院的女猫妞妞，常串着房顶去找我们家的男猫小熊的。我们在地上跑着，妞妞在房顶上追着我们跑。妞妞呀，你喝过冰镇汽水么？哼，一辈子你也喝不着。我们跑着，转眼就进了家门。啊，这就是凉，这就叫冰镇。

白大省从来也没有抱怨过在路上我比她喝汽水喝得多，为什么我从来也不知道让着她呢？还记得有一次为了看电一影 《西哈努克访问中国》，我和白大省都要洗头，水烧开了，我抢先洗，用蛋黄洗发膏。那是一种从颜色到形状都和蛋黄一样的洗发膏，八分钱一袋，有一股柠檬香味。我占住洗脸盆，没完没了地又冲又洗，到白大省洗时，电一影 都快开演了。姥姥催她，洗好头发的我也煞有介事地催她，好像她的洗头原本就是一个无理的举动。结果她来不及冲净头发就和我们一道看电一影 去了。我走在她后边，清楚地看到她后脑勺的一络头发上，还挂着一块黄豆大的蛋黄洗发膏呢。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一路晃着头，想让风快点把头发弄干。我心里知道白大省后脑勺上的洗发膏是我的错误，二十多年过去，我总觉得那块蛋黄洗发膏一直在她后脑勺上沾着。我很想把这件往事告诉她，坦白大省是这样一种人；她会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件事你有什么可对她不起的，她会扫你要道歉的兴。所以你还是闭嘴吧，让白大省还是白大省。

我就这样站在灯市西口的一条一胡一 同里，站在一个废弃的屋檐下想着冰镇汽水和蛋黄洗发青，直到雨渐渐停了，我也该就此打住，到“世都”去。

我在“世都”二楼的咖啡厅等待白大省。我喜欢“世都”的咖啡厅。临窗的咖啡座，通透的落地玻璃使你仿佛飘浮在空中，使你生出转瞬即逝的那么一种虚假的优越感。你似乎视野开阔，可以扬起下巴颏儿看远处夕陽照耀下的玻璃幕墙和花岗岩组合的超现实主义般的建筑，也可以压着眼皮看窗外那些出入“世都”的人流在脚下静静地淌。我的表妹白大省早晚也会出现在这样的人流里。

现在离约定时间还早，我有足够的时间在这儿稳坐。喝完咖啡我还可以去二楼女装区和四楼的家庭用品部转转，我尤其喜欢各种尺寸和不同花色的毛巾、浴巾，一旦站在这些物质跟前，便常有不能自拔之感。我要了一份“西班牙大碗”，这厚敦敦的大陶杯一端起来就显得比“卡普契诺”之类更过瘾。我喝着“西班牙大碗”，有一搭无一搭地看身边过往的逛“世都”的人，想起白大省告诉过我，她看什么东西都喜欢看侧面，比如一座楼，比如一辆汽车、一双鞋、一只闹钟，当然也包一皮括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白大省的这个习惯有点让我心里发笑，因为这使她显得与众不同。其实她有什么与众不同呢，她最大的与众不同就是永远空怀着一腔过时的热情，迷恋她喜欢的男一性一，却总是失恋。从小她就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乖孩子，脾气随和得要死。用九号院赵一奶一奶一的话说，这孩子仁义着呐。

【试读：第一节】

白大省在70年代初期，当她七八岁的时候，就被一胡一 同里的老人评价为“仁义”。在70年代初期，这其实是一个陌生的、有点可疑的词，一个陈腐的、散发着被雨水洇黄的顶棚和老樟木箱子气息的词，一个不宜公开传播的词，一个激发不起我太多兴奋和感受力的词，它完全不像另外一些词汇给我的印象深刻。有一次我们去赵一奶一奶一家串门，我读了她的孙女、一个沉默寡言的初中生的日记。当时她的日记就放在一个黑漆弓腿茶几上，仿佛欢迎人看似的。她在日记中有这样几句话：“虽然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我的革命意志不能消沉……”是的，就是那“消沉”二字震撼了我，在我还根本不懂消沉是什么意思时，我就断定这是一个奇妙不凡的词，没有相当的学问，又怎能把这样的词运用在自己的日记里呢。我是如此珍视这个我并不理解的词，珍视到不敢去问大人它的含义。我要将它深埋在心，让时光帮助我一靠近它明白它。白大省仁义，就让她仁义去吧。

白大省也确实是仁义的。她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曾经把昏倒在公厕里的赵一奶一奶一背回过家（确切地说，应该是搀扶）。小学二年级，她就担负起每日给姥姥倒便盆的责任了。我们的姥姥不能用公厕的蹲坑，她每天坐在屋里出恭。我们的父母当时也都不在北京，那几年我们与姥姥相依为命。白大省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中国很多城市都在放映一部名叫《卖花姑娘》的朝鲜电一影 ，这部电一影 使每一座电一影 院都在一抽一泣。我和白大省看《卖花姑娘》时也哭了，只是我不如她哭得那么专注。因为我前排的一个大人一边哭，一边痛苦地用自己的脊梁猛打椅子背，一副歇斯底里的样子。他弄出的响动很大，可是没有人抱怨他，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忙着自己的哭。我左边那个大人，他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银幕，任凭泪水哗哗地洗着脸，一条清鼻涕拖了一尺长他也不擦。我的右边就是白大省，她好像让哭给呛着了，一个劲儿打嗝儿。就是从看《卖花姑娘》开始，我才发现我的表妹有这么一个一爱一打嗝儿的毛病。单听她打嗝儿的声音，简直就像一个游手好闲的老爷们儿。特别当她在冬天吃了被我们称为“心里美”的水萝卜之后，她打的那些嗝儿呀，粗声大气的，又臭又畅快。“老爷们儿”这个比喻使我感到难过，因为白大省不是一个老爷们儿，她也不游手好闲。可是，就在《卖花姑娘》放映之后，白大省的同学开始管她叫“白地主”了，只因为她姓白，和《卖花姑娘》里那个凶狠的地主一个姓。有时候一些男生在一胡一 同里看见白大省，会故意大声地说：“白地主过来喽，白地主过来喽！”

这绰号让白大省十分自卑，这自卑几乎将她的精神压垮。一胡一 同里经常游走着一些灰色的大人，那是一些被管制的“四类分子”。他们擦着墙根扫街，哈着腰扫厕所。自从看过《卖花姑娘》，白大省每次在一胡一 同里碰见这些人，都故意昂头挺胸地走过，仿佛在告诉所有的人：我不是白地主，我和他们不一样！她还老是问我：哎，除了和白地主一个姓，你说我还有哪儿像地主啊？白大省哪儿也不像地主，不过她也从未被人比喻成出色的人物比如《卖花姑娘》里的花妮，那个善良美丽的少女。我相信电一影 《卖花姑娘》曾使许多年轻的女观众产生幻想，幻想着自己与花妮相像。这里有对善良、正义的追求，也有使自己成为美一女 的渴望。当我看完一部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之后，我曾幻想我和影片中那个宁死不屈的女游击队员米拉长得一样，我惟一的根据是米拉被捕时身穿一件小格子衬衣，而我也有一件蓝白小格衬衣。我幻想着我就是米拉，并渴望我的同学里有人站出来说我长得像米拉。在那些日子里我天天穿那件小方格衬衣，矫一揉一造作地陶醉着自己。我还记住了那电一影 里的一句台词，纳粹军官审问米拉的女领导、那个唇边有个大黑痦子的游击队长时，递给她一杯水，她拒绝并冷笑着说：“谢谢啦，法西斯的人道主义我了解！”我觉得这真是一句了不起的台词，那么高傲，那么一句顶一万句。我开始对着镜子学习 冷笑，并经常引一逗白大省与我配合。我让她给我倒一杯水来，当她把水杯端到我眼前时，我就冷笑着说：“谢谢啦，法西斯的人道主义我了解！”

白大省吃吃地笑着，评论说“特像特像”。她欣赏我的表演，一点儿也没有因无意之中她变成了“法西斯”就生我的气，虽然那时她头上还顶着“白地主”的“恶名”。她对我几乎有一种天然生成的服从感，即使在我把她当成“法西斯”的时刻她也不跟我翻脸。“法西斯”和“白地主”应当是相差不远的，可是白大省不恼我。为此我常作些暗想：因为她被男生称作了“白地主”，日久天长她简直就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地主了吧？地主难道不该服从人民么？那时的我就是白大省的“人民”。并且我比她长得好看，也不像她那么笨。姥姥就经常骂白大省笨：剥不干净蒜，反倒把蒜汁沤进自己指甲缝里哼哼唧唧地哭；明明举着苍蝇拍子却永远也打不死苍蝇；还有，丢钱丢油票。那时候吃食用油是要凭油票购买的，每人每月才半斤花生油。丢一了油票就要买议价油，议价花生油一块五毛钱一斤，比平价油贵一倍。有一次白大省去北口买花生油，还没进店门就把油票和钱都丢一了。姥姥骂了她一天神不守舍，“笨，就更得学着精神集中，你怎么反倒比别人更神不守舍呢你！”姥姥说。

在我看来，其实神不守舍和精神集中是一码事。为什么白大省会丢钱和油票呢，因为九号院赵一奶一奶一家来了一位赵叔叔。那阵子白大省的精神都集中在赵叔叔身上了，所以她也就神不守舍起来。这位姓赵的青年，是赵一奶一奶一的侄子，外省一家歌舞一团一 的舞蹈演员，在他们歌舞一团一 上演的舞剧《白毛女》里饰演大春的。他脖颈上长了一个小瘤子，来北京做手术，就住在了赵一奶一奶一家。“大春”是这一胡一 同里前所未有的美男子，二十来岁吧，有一头自然弯曲的卷发，乌眉大眼，嘴唇饱满，身材瘦削却不显单薄。他穿一身没有领章和帽徽的军便服，那本是“样板一团一 ”才有资格配置的服装。他不系风纪扣，领口露出白得耀眼的衬衫，洋溢着一种让人亲近的散漫之气。女人不能不为之倾倒，可与他见面最多的，还是我们这些尚不能被称作女人的小女孩。那时候女人都到哪儿去了呢，女人实在不像我们，只知道整日聚在赵一奶一奶一的院子里，围绕着“大春”疯闹。那“大春”对我们也有着足够的耐心，他教我们跳舞，排演《白毛女》里大春将喜儿救出山洞那场戏。他在院子正中摆上一张方桌，桌旁靠一只略矮的机凳，机凳旁边再摆一只更矮的小板凳，这样，山洞里的三层台阶就形成了。这场戏的高|潮是大春手拉喜儿，引她一步高似一步地走完三层“台阶”，走到“洞一口”，使喜儿见到了洞一口的陽光，惊喜之中，二人挺胸踢腿，做一美好造型。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设计，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是我们的心中的美梦。一胡一 同里很多女孩子都渴望着当一回此情此景中的喜儿。洞一口的陽光对我们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在于我们将与这卷发的“大春”一道迎接那陽光，我们将与他手拉着手。我们躁动不安地坐在院中的小板凳上等待着轮到我们的时刻，彼此妒忌着又互相鼓励着。这位“大春”，他对我们不偏不倚，他邀请我们每人至少都当过一次喜儿。惟有白大省，惟有她拒绝与“大春”合作，虽然她去九号院的次数比谁都多。

为了每天晚饭后能够尽快到九号院去，白大省几次差点和姥姥发火。因为每天这时候，正是姥姥出恭的时刻。白大省必得为姥姥倒完便盆才能出去。而这时，九号院里《白毛女》的“布景”已经搭好了。啊，这真是一个折磨人的时刻，姥姥的屎拉得是如此漫长，她一抽一着烟坐在那儿，有时候还戴着花镜读大32开本的《毛主席语录》。这使她显得是那么残忍，为什么她一点儿也不理会白大省的心呢？站在一边的我，一边庆幸着倒便盆的任务不属于我，又同情着我的表妹白大省。“我可先走了”——每当我对白大省说出这句话，白大省便开始低声下气而又勇气非常地央求姥姥：“您拉完了吗？您能不能拉快点儿？”她隔着门帘冲着里屋。她的央求注定要起反作用，就因为她是白大省，白大省应当是仁义的。果然门帘里姥姥就发了话，她说这孩子今天是怎么啦，有这么跟大人说话的吗？怎么养你这么个白眼儿狼啊，拉屎都不得消停……

白大省只好坐在外屋静等着姥姥，而姥姥仿佛就为了惩罚白大省，她会加倍延长那出恭的时间。那时我早就一溜烟似的跑进了九号院，我内疚着我的不够仗义，又盼望着白大省早点过来。白大省总会到来的，她永远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虽然她是那么盼望“大春”会注意到她。只有我知道她这盼望是多么强烈。有一天她对我说，赵叔叔不是北京户口，手术做完了他就该走了吧？我说是啊，很可惜。这时白大省眼神发直，死盯着我，却又像根本没看见我。我碰碰她的手说，哎哎，你怎么啦？她的手竟是冰凉的，使我想起了冰镇杨梅汽水，她的手就像刚从冰柜里捞出来的。那年她才十岁，她的手的一温一 度，实在不该是一个十岁的一温一 度，那是一种不能自己的激|情吧，那是一种无以言说的热望。此时此刻我望着坐在角落里的白大省，突然很想让“大春”注意一下我的表妹。我大声说，赵叔叔，白大省还没演过喜儿呢，白大省应该演一次喜儿！赵叔叔——那卷发的“大春”就向白大省走来。他是那么友好那么开朗，他向她伸出了一只手，他在邀请她。白大省却一迭声地拒绝着，她小声地嘟囔：“我不，我不行，我不会，我不演，我不当，我就是不行……”这个一向随和的人，在这时却表现出了让人诧异的不大随和。她摇着头，咬着嘴唇，把双手背到身后。她的拒绝让我意外，我不明白她是怎么了，为什么她会拒绝这久已盼望的时刻。我最知道她的盼望，因为我摸过她的冰凉的手。我想她一定是不好意思了，我于是鼓动似的大声说你行你就行，其他几个女孩子也附和着我。我们似乎在共同鼓励这懦弱的白大省，又共同怜悯这不如我们的白大省。“大春”仍然向白大省伸着手，这反而使白大省有点要恼的意思，她开始大声拒绝，并向后缩着身一子。她的脑门沁出了汗，她的脸上是一种孤立无援的顽强。她僵硬地向后仰着身一子，像要用这种姿态证明打死也不服从的决心。这时“大春”将另一只手也伸了出来，他双臂伸向白大省，分明是要将她从小板凳上抱起来，分明是要用抱起她来鼓励她上场。我们都看见了赵叔叔这个姿态，这是多么不同凡响的一个姿态，白大省啊你还没有傻到要拒绝这样一个姿态的程度吧。白大省果然不再大声说“不”了，因为她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咕咚”一声她倒在地上，她昏了过去，她休克了。

很多年之后白大省告诉我，十岁的那次昏倒就是她的初恋。她分析说当时她恨透了自己，却没有办法对付自己。直到今天，三十多岁的白大省还坚持说，那位赵叔叔是她见过的最好看的中国男人。长大成|人的我不再同意白大省的说法，因为我本能地不喜欢大眼睛双眼皮的男人。但我没有反驳白大省，只是感叹着白大省这拙笨之至又强烈之至的“初恋”。那个以后我们再也未曾谋面的赵叔叔，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当年驸马一胡一 同那个十岁的女孩子白大省，就是为了他才昏倒。他也永远不会相信，一个十岁的女孩子，当真能为她心中的美男子昏死过去。他们那个年纪的男人，是不会探究一个十岁的女人的心思的，在他眼里她们只是一群孩子，他会像抱一个孩子一样去抱起她们，他却永远不会知道，当他向她们伸出双臂时，会掀起她们心中怎样的风暴。他在无意之中就伤了一胡一 同里那么多女孩子的心，当他和三号院西单小六的事情发生后，那些与他“同台”饰演喜儿的小女孩才知道，他其实从来就没有注意过她们，他倾心的是一胡一 同里远近闻名的那个西单小六。为什么一个十岁的小女孩能为一个大男人昏过去呢，而西单小六，却几乎连正眼都不看一下那“大春”，就能弄得他神魂颠倒。

《笨花》是铁凝最好的长篇之一。小说取清末至上世纪中叶中国乱世时段，以冀中平原上的笨花村团花繁复的日常生活为背景，以向氏家族两代人生活为主线，将中国那段变幻莫测、跌宕起伏、难以把握的历史巧妙地融于乡土风情的刻画之中，时代风云的繁复波澜和世态风情的生动展示结合得天衣无缝，二者又和人物命运的展示相得益彰。

【内容简介】

这是作者潜心六年写出的一部与她过去任何作品均无可比性的大书。该书一改作者以往作品中关注女性命运、专注个人情感世界的基调，而是截取了清末民国初至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近五十年的那个历史断面，以冀中平原的一个小乡村的生活为蓝本，以向氏家族为主线，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以朴素、智慧和妙趣盎然的叙事风格，将中国那段变幻莫测、跌宕起伏、难以把握的历史巧妙地融于“凡人凡事”之中。其时代风云的繁复波澜，世态风情的生动展示及人物命运在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均被作者精巧地揉为一体。好看而不流俗，耐看而不艰涩，大气而不磅礴，扎实而不冗赘，雍容壮美，堪称铁凝迄今为止最具分量的长篇力作。

【作者简介】

铁凝，1957年生于北京，河北赵县人，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成长于黄河两岸，是豪迈的燕赵女儿。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她的小说，大多已中国北方大平原上的人物活动为背景，旷达浑厚，焕发着奕奕的神采。著有短篇小说集《夜路》，中短篇小说集《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哦，香雪》、《铁凝小说集》，长篇小说《玫瑰门》、《无雨之城》，散文集《草戒指》等。其中《哦，香雪》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获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孕妇和牛》获《小说月报》第六届百花奖短篇小说奖，《玫瑰门》获河北省第三届文艺振兴奖。现为中国作协主席、河北省作协主席。

【试读：第1节】

这家姓一个很少见的复姓——西贝。因为这姓氏的少见，村人称呼起来反而觉得格外上口。这村名叫笨花，笨花人称这家为西贝家。

西贝家的院子窄长，被南邻居向家高高的后山墙影罩，向家的后檐墙便成了西贝家的一面院墙。于是村人对西贝家的院子也有了歇后语：西贝家的院子——一面儿哩（理），用来形容人在讲理时只说一面之词。站在向家房上往下看，西贝家的院子像条狭长的一胡一 同，房门也自朝一面开着。受了两棵大槐树的笼罩，院子显得十分严谨。吃饭时，西贝家的人同时出现在这狭长的“一胡一 同”里，坐在各自的房门口一字排开。他们是：最年长的主人鳏夫西贝牛；西贝牛的大儿子西贝大治；二儿子西贝小治，以及他们的妻室。再排开去是西贝家的第三代：长孙西贝时令，长孙女西贝梅阁，以及最小的孙子残疾人西贝二片。西贝家的第三代均为长子大治所生，小治无子女。西贝家的饭食在村里属中上，碗中米、面常杂以瓜薯，却很少亏空。大概正是这个原因，西贝家进餐一向是封闭式的，他们不在街上招摇，不似他人，习惯把饭端到街上去，蹲在当街一边聊天一边喝着那寡淡的稀粥。西贝牛主张活得谨慎。对西贝牛这个做人的主张，西贝全家没有人去冒失着冲破。

西贝牛矮个子瘪嘴，冬天斜披着一件紫花大袄，大袄罩住贴身的一件紫花短袄，一条粗布“褡包一皮”①紧勒住腰，使他看上去格外暖和，站在当街更显出西贝家生活的殷实。即使在夏天，西贝牛的紫花汗褂，纽扣也严紧。西贝牛外号大粪牛，外号大粪牛，这外号的获得，源于西贝牛的耕作观。西贝牛种田，最重视的莫过于肥料——粪，而粪又以人粪为贵。人粪被称为大粪，全家人也极尊重大粪牛的见识，遗矢时不是自家茅房就是自家田地，从不遗在他处。由于施肥得当，水也跟得上，西贝家的庄稼便优于全村了。当然，西贝牛的耕作秘密还不仅如此，他的耕锄、浇水规律可谓自成体系。这样，在西贝家耕作的不多田亩里，就收获了足以维持碗中餐的粮食和瓜菜。碗中餐丰裕了，大粪牛站在当街便可以俯视全村了。大粪牛的眼光是高傲的，他对村人在耕作上的弊病，历来是心中有数。其中最使他怜惜的是南邻居向家的耕作态势。向家虽然院墙高大，土地广阔，处事讲究时尚，有时还显超前，但对土地却懈怠，全家人常忙于自己，置土地于不顾。对此，大粪牛只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不开口或批评或建议，大粪牛是一位缄默的庄稼人。

西贝牛的大儿子西贝大治，长相不似西贝牛，他体格高大，头部却明显偏小，前倾的脖子，赤红的双颊，使人想到火鸡。当地人把火鸡叫做变鸡，变鸡不在家中饲养，那是闹市上卖野药的帐篷里的观赏物。那时卖药人在篷中摆张方桌，方桌上罩块蓝洋布，火鸡便站在蓝洋布上实施着脸色的变化，忽红忽绿。火鸡是帐篷的中心，卖药人站在火鸡旁边喊着：“腰疼腿疼不算病，咳嗽喘管保险……”火鸡是个稀罕，这个稀罕俯视着患者，给患者以信心。大治的脸像火鸡，行动也像火鸡，走路时两条长一腿带动起滚一圆的身一子，一颠一颠。但他不笨，会使牲口，西贝牛的诸多种田方案，主要靠他实施。西贝大治冬天也披一件紫花大袄，但里面不再套短棉袄，而是一件浸着油泥的白粗布汗褂，突出的肚子把汗褂绷得很紧。大治会使牲口，还会喂牲口，家里的一匹黑骡子，让他喂养得比高血马②还壮大。这骡子十分一温一 顺、勤勉，完成各种差事常常一溜小跑。它拉水车，水车便有超常的转速，丰沛的水在垄沟里汹涌。而南邻向家浇地时，两挂水车的水势汇在一条垄沟里，水仍然是萎一靡一不振。大治相貌不似父亲，但作派像，也是少言寡语，遇事心中有数。和乡亲对话时，常一操一着一副公鸭嗓儿作些敷衍，用最简单的回答方式，应付着对方复杂的问话。你说，今年雨水大晴天少，庄稼都长了腻虫，快晴天吧。大治准敷衍着说：“嗯。”你说，今年不下雨，旱得庄稼都‘火龙’了，快陰天吧。大治准也说：“嗯。”那声儿就像鸭叫。

大治的兄弟小治，一性一格和长相与父兄都不同，他中等个儿，梆子头，一双眼睛看上去有点斜视，但视力超常。小治种田显得随意，像个戏台上的票友，挂牌出场、摘牌下场任其自愿。处事谨慎的西贝牛，却不过多计较小儿子的劳作态度，于是小治就发展了另外的兴趣，他打兔子，且是这一方的名槍手。打兔子的槍手们，虽然都是把槍口对准兔子瞄准射击，却又有严格的技术差别和道德规范，即：打“卧儿”不打“跑儿”，打“跑儿”不打“卧儿”。“卧儿”指的是正在安生着的兔子，“跑儿”是指奔跑着的兔子。这个严格的界限似联系着他们的技法表演，也联系着他们的自尊。小治是打“跑儿”的。深秋和冬天，大庄稼被放倒了，田地一裸一露出本色。打兔子的人出动了，他们肩荷长筒火槍，腰系火药葫芦和铁砂袋，大踏步地在田野里开始寻找。这时，也是兔子们最慌张的时候——少了庄稼它们也就少了藏身之地。它们开始无目的地四处奔跑。唯一使它们感到少许安慰的，是它们灰黄的毛色和这一方的土地相仿。于是在一些兔子奔跑的时候，另一些兔子则卧进黄土地里碗大、盆大的土窝，获取着喘息的机会。这样就有了“跑儿”和“卧儿”之分。小治在秋后的田野里大踏步地寻找，他那双看似望天的斜视眼，却能准确地扫视到百米之外奔跑着的离弦箭似的兔子。有“跑儿”出现了，小治立时把槍端平，以自己的身一体为轴心开始旋转着去瞄准猎物。当槍声响起时，就见百米之外的猎物猛然跃身一跳栽入黄土。这时，成功的小治并不急于去捡远处的猎物，他先是点起烟锅儿抽烟。他一边一抽一着烟，一边四处张望，他是在研究，四周有没有观赏他“表演”的人。槍响时，总能吸引个把观赏者。当小治终于发现有人正站住脚观赏他的槍法，才在槍托上磕掉烟灰，荷起猎槍，带着几分不经意的得意，大步走向已经毙命的猎物。他弯腰捡起尚在绵一软中的毛皮沾着鲜血的兔子，从腰里拽出根麻绳，将兔子后腿绑紧，再把它挂上槍口，冲着远处的观赏者搭讪两句什么，竭力显出一派轻松和自在。黄昏时小治还家，总有两三只“跑儿”垂吊在他的槍筒上，此时“跑儿”们身上的鲜血已被野风吹成铁锈色，身一子也变得硬一挺。

小治还家了，终日安静着的西贝家常会在这时传出一片喧闹。这喧闹不是为了小治的胜利归来而欢呼，那是小治的内人，一位平时在西贝家不显山水的女人——在房顶上的叫骂，她面朝东北，很有所指地骂起来。她在骂一个女人，大意是说，小治本应该把多一只兔子带回家的，现在却少了一只，那少了一只的兔子是小治路过村北的小街套儿坊时，隔墙扔给了一个名叫大花一瓣儿的寡一妇 ，这寡一妇 常年吃着小治的兔子，和小治靠着。这大花一瓣儿便住在笨花村“陰山背后”、面朝野外的套儿坊。小治内人的骂，先是指桑骂槐式的旁敲侧击，到最后则变成单刀直入且加重语气的破口大骂。她骂那女人——大花一瓣儿，因为两一腿之间抹了香油，男人们才顺着香味儿奔进她家。最后她常用嚎啕大哭结束这场无人还击的叫骂。也只在哭声从房顶上传下来时，作为一家之主的西贝牛才站在当院开始发话。他冲着房顶上喊：“想叫街③哟，你！还不滚下来添锅做饭！”

果然，西贝牛的吼声使房上的哭声戛然而止。少时，西贝家的风箱响起来，烟囱里的炊烟升起来……小治的内人是务厨的主力，而被她称作大一嫂的大治的内人只是个帮厨的角色。当月亮升起来，西贝一家又在各自屋门口一字排开吃饭时，院里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一家人只呼一呼地喝着碗里的粥，就着堆在碗边以内的一小撮咸菜。小治槍口上的猎物并不是他们全家的吃食，两只兔子（或一只）仍然吊在槍口上，第二天小治将要到集上卖掉兔子换回槍药和铁砂。

西贝全家都意识到小治往大花一瓣儿家扔兔子，实在是这个和睦殷实之家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弊端，但西贝牛从不追究小治的行为，也不四处打听去证实这件事的真伪。

小治的打兔子继续着，小治媳妇晚饭前房顶上的叫骂也继续着。日子久了，那叫骂就像是西贝家晚饭的一个序曲，又好比西贝家一个固定的保留节目。少了这个序曲，西贝家的晚饭就迟迟不能开出；少了这个节目，西贝家的一天就不能说过得圆满，此时的笨花村便也仿佛少了点什么。小治不理会女人的叫骂，只待晚上和媳妇上炕后才对着房梁说：“不论谁抹香油都能招男人？”要不就说：“男人都是冲着香油去的？知道什么呀你！再说，你看见我扔兔子啦？”媳妇说：“就是，就是看见啦，咱二片看见啦。”小治说：“哼，二片……”

西贝牛的小孙子，西贝大治的小儿子西贝二片，这年虚岁十二，胎里只带出一条半腿，另外半条腿在膝盖以下消失了，只留下像擀面杖似的一截秃头，这秃头上还努出一个脚趾头，脚趾上也长了趾甲。那确是人的一枚小脚趾头。西贝二片走路在地上蹭着走，只在必要时他才蹿起来用一条腿跳跃。村里没有他蹭不到的地方，也没有他不了解的事。西贝二片蹭着走路，视点就低，偏低的视点所到之处常是女人的胯一下。有时他还向女人的胯一下发起冲击，或用棍子，或用一把土。女人们都把西贝二片看作自己的天敌。但西贝二片冲击的女人，只局限于刚嫁到笨花的新媳妇。他常对人宣称他知道所有笨花村新媳妇的那地方什么样，因为他常把她们堵在茅房里看。叔叔小治给大花一瓣儿扔兔子的事，就是他说给他的婶子，小治媳妇的。

西贝全家默认着小治的行为，也默认着小治女人叫骂的合理一性一。只有西贝梅阁对此另有见地。当西贝小治媳妇叫骂之后倚住灶坑做饭时，梅阁就说：“婶子，听我一句吧，咱们都是上帝的罪人。人世间的事，不论善恶，唯有上帝才会作铺排，婶子往后就别上房了。”

西贝梅阁举出上帝来说服小治媳妇，因为她信基督，西贝家也只有她识文断字。十六岁的梅阁，六岁时就跟前街刘秀才念上《论语》，后来又跟南邻家的向文成大哥念实用白话文，在县里上简易女师的时候迷上了基督教。当时有位瑞典牧师来县城传教，这基督教义使梅阁着了迷。她坚信上帝的存在，她有许多心事，从不告诉家人，只递说上帝。现在她虽然还没有受洗，却觉得自己离上帝越来越近。不过，西贝梅阁对婶子的规劝，并没有止住婶子对大花一瓣儿的叫骂。梅阁常在这时躲进自己屋里对着炕角流眼泪，只想着自己的软弱，软弱得连婶子也说不服。要克服这软弱，还得求主帮助。这时只听爷爷西贝牛在院里没有人称地喊：“还不出来给牲口煮料，人吃饱了，还有牲口哪！”

随着西贝牛的喊声，梅阁就听见开门出来煮料的又是婶子。煮料是把黑豆和高粱一起放在锅里煮。喂牲口的人要把煮熟的料和切碎的干草拌起来给牲口吃。西贝家人吃得饱，牲口也吃得饱。片刻，风箱响起来，煮熟一锅料，比做一顿饭也不省工夫。西贝梅阁伴着风箱“夸嗒、夸嗒”的响声睡着了，西贝家也从黄昏进入黑夜。

①．褡包一皮：系在衣服外面的长而宽的粗布腰带。

②．叫街：乞丐哭喊着的乞讨。

③.高加索血统马，体型高大。

【试读：第2节】

笨花村的黄昏不只属于西贝家，那是一整个笨花村的黄昏。

黄昏像一台戏，比戏还诡秘。黄昏是一个小社会，比大社会故事还多。是有了黄昏才有了发生在黄昏里的故事，还是有了黄昏里的故事才有了黄昏？人们对于黄昏知之甚少。

笨花村的黄昏也许就是从一匹牲口打滚儿开始的：太陽下山了，主人牵着劳作了一天的牲口回村了。当人和牲口行至家门时，牲口们却不急于进家，它们要在当街打个滚儿。打滚儿是为了解除一天的疲劳，打滚儿是对一整天悲愤的宣泄。它们在当街咣当一声放倒自己，滚一动着身一子，毛皮与地皮狠狠磨一擦着，四只蹄脚也跟着身一子的滚一动蹬踹起来，有的牲口还会发出一阵阵深沉的呻一吟。这又像是对自己的虐一待，又像是对自己的解放。这时牵着牲口的主人们放松手里的缰绳，尽心地看牲口的滚一动、摔打，和牲口一起享受着自己对自己的虐一待和解放，直到牲口们终于获得满足。大多有牲口的人家，门前都有一块供牲口打滚儿的小空地，天长日久，这个小空地变作一个明显而坚一硬的浅坑。西贝家和向家门前都有这样的浅坑。

牛不打滚儿，打滚儿的只有骡子和驴。

西贝家牵牲口打滚儿的是牲口的主人西贝牛或者他的大儿子西贝大治。向家牵牲口打滚儿的本应该是牲口的主人，年龄和西贝牛相仿的向喜，或者向喜的大儿子向文成。但向喜和向文成都不牵牲口打滚儿，他们各有所忙。家里养牲口，他们却离牲口很远，只把牲****给他们的长工，长工倒成了牲口的主人。

西贝家有一匹骡子。向家由两匹骡子，一匹大骡子一匹小骡子。其实大骡子不老，小骡子不小。拉车时大骡子驾辕，小骡子跑哨。浇地时两匹骡子倒替着拉水车。

打完滚儿的牲口故意懒散着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步入各自的家门，把头扎进水筲①去喝水。它们喝得尽兴，喝得豪迈。再小的牲口，转眼间也会喝下一筲水。

向家的两匹骡子在门前打完滚儿，进了家，喝光两筲水，显得格外安静。它们被任意拴在一棵树上，守着黄昏，守着黄昏中的树静默起来。再晚些时候，长工才会把它们拴上槽头喂草喂料。

牲口走了，空闲的街上走过来一个鸡蛋换葱的，他们以葱换取笨花人的鸡蛋。以鸡蛋换葱的买卖人并非只收鸡蛋不收钱，因为村里人缺钱，卖葱人才想出了这个以物易物的主意，笨花有鸡蛋的人家不在少数。久而久之，卖葱人反而像专收鸡蛋似的，连吆喝也变得更加专业。他们推一辆小一平车，车上摆着水筲粗细的两捆葱，车把上挂个盛鸡蛋的荆篮。他们一面打捋着车上的葱脖儿、葱叶，一面拉出长声优雅地吆喝着：“鸡蛋换……（呜）葱！”随着喊声，来换葱的人陆续出现了，她们大多是家里顶事的女人。女人在手心里托个鸡蛋，鸡蛋在黄昏中显得很白，女人倒显得很模糊。她们把洁白的鸡蛋托给卖葱人，卖葱人谨慎地掂掂鸡蛋的分量，才将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入荆篮。一个鸡蛋总能换得三五根大小不等的葱。女人们接过葱，却不马上离开，还在打葱车的主意，她们都愿意再揪下一两根车上的葱叶作为“白饶”。卖葱人伸出手推挡着说：“别揪了吧，这买葱的不容易，这卖葱的也不容易。”买葱的女人还是有机会躲过卖葱人的推挡，揪两根葱叶的。她们攥紧那“白饶”的葱叶，心满意足地往家走，走着，朝着“白饶”的葱叶咬一口，香甜地嚼着，葱味儿立刻从嘴里喷一出来。女人拿鸡蛋换葱，揪卖葱人两根葱叶显得很自然。

西贝家不拿鸡蛋换葱，他们珍惜鸡蛋，地里也种葱。向家拿鸡蛋换葱，向家出来换葱的多半是向文成的媳妇秀芝。秀芝换葱不揪葱叶，她不是不稀罕近在眼前的葱叶，她是觉得磨不开。但对于鸡蛋大小的认可，有时她也和卖葱人的看法不一。卖葱人说向家鸡蛋小，当少给其葱，秀芝就说，这鸡蛋不小，别少给了。最后，卖葱人把秀芝已经拿在手中的葱左换右换，终是把大的换成小的。秀芝也不再争执，心想，随他去吧，吆喝半天也不容易。

一个卖烧饼的紧跟着卖葱的走过来。这是邻村一位老人，他步履蹒跚，硏个大柳编篮子。一块白粗布遮盖着篮子里的货物，这盖布被多油的烧饼浸一润得早已不见经纬。老人喊：“酥糖……（吔）烧饼！”老人篮子里有烧饼两种，代表着当地烧饼的品种和成色。这里的烧饼以驴油作酥面，与水和的面层层叠叠做成。酥烧饼带咸味儿，一面沾着芝麻粒儿；糖烧饼也酥，却以甜见长，不沾芝麻，只钤以红色印记。买主来了，老人掀一开盖布，和买主就着暮色一同分辨着酥的和糖的。但他决不许买主直接插手——那酥货娇气。他的辨认从不会有误，篮子里次序有致。笨花村吃烧饼的总是少数，因此老人眼前的顾客就不似鸡蛋换葱的活跃。但老人还是不停地喊着，这常常使人觉得他的喊声和生意很不协调。他的嗓音是低沉中的沙哑，倒把卖葱人的喊声衬托得格外嘹亮。卖烧饼的老人在向家门前喊着，他是在喊一个人，便是向喜的弟弟、向文成的叔叔向桂，先前他买烧饼吃。黄昏时笨花人常看见人高马大的向桂走到卖烧饼的跟前，从口袋里抻出一张票子，豪爽地放到老人篮子里，拿几个糖的，再拿几个酥的，迫不及待地张嘴就吃。卖烧饼的最愿意遇见向桂这样的顾客，他们不挑不拣，不计较烧饼的大小，有时甚至还忘了找钱。可惜向桂已经离开笨花在县城居住，但卖烧饼的老人还是抱有希望，一迭声地试探着，希望能喊出从城里回来探家的向桂。当他的希望最终变成失望，他停止了吆喝在向家门前消失后，大半是一个卖酥鱼的出现了。卖酥鱼的不是本地人，他一操一着邻县口音。邻县有一个季节湖叫大泊洼，洼里专产一种名为小白条的鱼，大泊洼也就有了卖酥鱼的买卖人。笨花人都知道大泊洼的人“暄”，不似本地人实在。卖鱼人在笨花便也不具威信，他们来笨花卖鱼时就更带出些言过其实的狡黠。

笨花村吃鱼的人是凤毛麟角，单只向家有人嗜好鱼腥儿，这是向喜的女人，向文成的母亲同艾。那是她跟随丈夫向喜在外地居住时养成的一种习惯，一种“派”。同艾先是跟向喜住在保定城东小金庄，吃保定府河和白洋淀里的鲫瓜、鲤鱼，那是向喜由保定武备学堂毕业后，进入北洋新军期间。后来她又跟向喜在湖北吃洞庭湖里的胖头鱼，那是向喜驻防城陵矶期间。之后她还吃过沿长一江一 顺流而下的?鱼，那是向喜驻防湖北宜昌期间。再后来她还吃过产自吴淞口三夹水的腌黄鱼，那时向喜在吴淞口，正统领着驻扎于吴淞口的陆军和海军。从同艾的吃鱼历程可以看出她经历的不凡，还可看出同艾的丈夫向喜本是一位行伍之人，她的吃鱼经历似也代表着向喜在军中的经历。虽然，几年以前向喜的行伍生涯已成历史，但向家门檐下的匾额仍然清楚记载着向喜在军中的位置。有块朱地金字的匾额，上书：“干城众望”。上款题为“贺向中和先生荣膺陆军第十三混成旅少将旅长”；下款为“中华民国十一年笨花村乡眷同敬贺”。向中和便是向喜，向喜从戎后就不再叫“喜”，他为自己取名为向中和。

这个黄昏，同艾受了卖酥鱼叫喊的吸引，掏出一张老绵羊票让秀芝去买鱼。同艾吃鱼纯属个人嗜好，如同人的抽烟、喝酒。逢买鱼，她一向动用体己。秀芝为同艾买回半碗酥鱼，那一拃长的酥鱼在碗中一字排开，金灿灿的倒也可一爱一。同艾看见鱼，迫不及待地伸出筷子便尝，但那入口的东西却并不像鱼，像什么？同艾觉得很像煮熟的干萝卜条，才知受了坑骗。她也不责怪秀芝，端起碗就去追那个卖酥鱼的。那卖鱼的已经不见踪影，墙根儿只剩下一个卖煤油的。卖煤油的知道向家太太同艾受了骗，忿忿然道：“人不济，还敢在这儿久留？”同艾本来是要冲着卖鱼人的去向大骂几句的，同艾心里自有骂人的语言。不过当她一想到邻居西贝家小治媳妇骂人举止的不雅，还是把脏话咽了回去。同艾在人前是注重行为举止的，平时她说话斯文，语言多受着外地的感染。她一操一一口夹带官话的本地话，笨花人说“待且”，她说“待客”；笨花人说“看戏”，她说“听戏”；笨花人说“喝茶”，她说“吃茶”。受了骗的同艾总算把就要出口的骂又咽进肚里，只对卖煤油的说：“才相隔几十里，怎么就不知道认个乡亲。”她说的还是那个卖鱼的。卖煤油的就说：“出了名的暄。”他说的也是那个卖鱼的。同艾的气还是再次涌上来，气着，把半碗酥鱼泼到当街，奔回家中。院里，儿子向文成正站在廊下擦灯罩，他一边冲灯罩哈着气一边说：“这才叫萝卜快了不洗泥呢。鲜萝卜倒有个顺气理肺的功能，这干萝卜条比柴禾棍子也强不了多少。”同艾接上向文成的话，也才把那卖酥鱼的骂了声“黑心贼”，说，黑心贼快遭天打五雷轰了。她骂着，骂里却又带出一串笑来。向文成又说：“那大泊洼的鱼也能叫鱼？即便是真鱼，比个蚂蚱的养分也强不到哪儿去。”同艾的儿子向文成是个读书人，但他幼年遇到灾病，一只眼已经失明，另一只眼仅残存着微弱视力。仿佛就因了视力不强，向文成便分外注意对灯罩的擦一拭。他冲灯罩哈一次气，擦一拭一次；再哈一次气，又擦一拭一次，直至他确认那灯罩一尘不染。向文成和同艾说着鱼和蚂蚱的养分，门外又传来卖煤油的吆喝声。卖煤油的喊：“打洋……油！”他在喊秀芝，秀芝不出来打油，卖煤油的横竖是不走。他偎住墙根儿，把自己?在一件紫花大袄里，他眼前是一只长满铁锈的膝盖高的方油桶。如果在天亮，可以清楚地看到油桶上凹陷的字样：“美孚油行”。这只有着美孚油标志的原装桶上摆放着两个“提”，一个为一两，一个为半两。向家的每盏灯里，隔长补短要添足半两煤油。秀芝走过来，把灯举到卖油人跟前，也不必说话，卖油人就把煤油一提一提地提入向家的油灯里。秀之则把早已备好的零钱递过去。向家与卖油人的一交一 易最为简洁，无须挑拣，对分量也不存争议。洋油产自美孚油行，想掺水也掺不进去，不似卖酒的。

就在卖油人将煤油提入秀芝的油灯时，一个人影儿正从东向西飘忽过来。这人个子偏矮，紫花大袄的前大襟被他掀起一角掖入腰间的褡包一皮，一杆旱烟袋搭在肩上，烟袋的后边连着火镰和烟荷包一皮。他走起路来身轻若燕，宛若戏台上的短打武生。每天的这时，他都要移动着碎步从笨花的最东头走向最西头。每天他都要从卖煤油的油桶前走过，每天煤油桶前都有打油的。每天打油的跟前都站着秀芝，每天秀芝看见他就像没看见。转眼间他的脚步所到之处就是笨花一条街。这时街上的闲人多起来，他们像专门等待着这个时刻，专门等待着这人的到来。或许这才是笨花村真正的黄昏。

这人叫五存，他这习惯一性一行为使他得了个绰号叫“走动儿”。此时走动儿正敦促着自己往一户人家赶，这户人家有个正等待他的女人。走动儿没有办法阻止住自己这每天黄昏时的走动儿。如果男一女之间有一种见面叫做幽会，那么这就是幽会了。所不同的是，在这场幽会里已没有任何秘密而言。一街的人都在等待着这个几分一浪一漫、几分刺激的时刻，等待这个时刻的人里也包一皮括了那女人的丈夫和儿子。女人的丈夫叫元庆，也姓向，是个一胡一 子连着鬓角的驼背。女人的儿子叫奔儿楼，奔儿楼上学，刚念小学四年级，却写得一手好字。过年时他写半个村子的春联，近两年向家写对联也找奔儿楼。元庆自家门上也贴着奔儿楼写的对联，这对联每年都是“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

走动儿来了，走动儿走到奔儿楼家门口，紫花大袄擦着或新或旧的春联“潜入”奔儿楼家。这时元庆和奔儿楼便从家里“溜”出来，元庆扎个人堆，和大伙儿一起海阔天空起来；奔儿楼只靠在自己所写的对联上等待走动儿的离去：“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半顿饭的工夫吧，走动儿走了。奔儿楼便像个探子一样从人群里喊出元庆，二人一起回家。至此，笨花街上才变得鸦雀无声。黄昏结束了。

谁也不知道奔儿楼家的事是怎样发生、发展、运作的，懂得自重的笨花人，谁也不去了解和打探，他们只在等待新的黄昏的到来。

秀芝买回煤油，把几盏灯摆在院里的红石板桌上。向文成还在擦灯罩，他冲着灯罩哈一阵子气，再把块搌布塞一进去，旋转着擦一拭一阵，然后拽出搌布，把灯罩举到眼前对着天空照。其实天早就黑暗下来，星星早已布满天空，但向文成仍然举着灯罩对着天，他的照看不再是照看，那已经变成一种感觉。他是一个视力无比微弱的人，微弱到看不见夜空里的星星，更看不见灯罩上的烟尘。可他的感觉无比准确，他最愿意这个能够放射光明的玩意儿一尘不染。黄昏时收捡全家灯罩的永远是向文成。

向文成擦完灯罩，把灯罩一一扣在注满煤油的灯座上，并不急于点燃。他对着满天的星星不说油灯，单说电灯。他说，电灯的原理，就是靠了两极的接触，电有陰极、陽极，两极相吸才能生电，同一性一则相斥。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霓虹灯有两丈高，晚上光彩夺目，也是靠了两极的原理。向文成的说电，说电灯，仿佛是自言自语，又仿佛是在演讲；仿佛是说电灯原理，又仿佛说的是别的什么。

刚才厨房里一直有风箱声，现在风箱声停了，向家该点灯了。

向家点起了灯，一个黄昏真的结束了。

①．水筲：水桶，一筲水约50市斤。

《棉花垛》是铁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发表的中篇小说，是女性主义作品的重要范本。2006年1月1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试读：引子】

这里的人管棉花叫花。

种花呀。

摘花呀。

拾花呀。

掏花尖，打花杈呀。

……

这里的花有三种：洋花、笨花和紫花。

洋花是美国种，一朵四大瓣，绒长，适于纺织；笨花是本地种，三瓣，绒短，人们拿它絮被褥，禁蹬踹。洋花传来前，笨花也纺织，织出的布粗拉但挺一实。现在有了洋花，人们不再拿笨花当正经花，笨花成了种花时的捎带。可人们还种，就像有了洋烟，照样有旱烟。

紫花不是紫，是土黄，和这儿的土地颜色一样。土黄既是本色，就不再染，织出的布叫紫花布。紫花布做出的单衣叫紫花汗褂、紫花裤子，做出的棉袍叫紫花大袄。紫花大袄不怕沾土：冬天，闲人穿起紫花大袄依住土墙晒太陽，远远看去，墙根儿像没有人；走近，才发现墙面上有眼睛。

五月、六月、七月，花地和大庄稼并存，你不会发现这儿有许多花。直到八月、九月，大庄稼倒了，捆成个子上了场，你才会看见这儿尽是花地，连种了一年的花的花主们也像刚觉出花就在身边。花地像大海，三里五乡突起的村落是海中的岛屿。那时花叶红了，花朵白了，遍地白得耀眼。花朵被女人的手从花碗儿里一朵朵托出来，托进依在肚子上的棉花包一皮。棉花包一皮越来越鼓，女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笑，彼此都看到了大肚子。一地大肚子，有媳妇的，也有闺女的。媳妇们指着媳妇们的肚子问：“几个月了？还不吃一把酸枣儿。”闺女们扭着脸。

摘花时，花主站在房上喊：“摘花呀，摘花呀！”喊来当地儿的闺女媳妇，摘完，过秤付工钱。

【试读：第1节】

米子做媳妇前也凑群摘花，那时米子也有过这雪白的大肚子，后来她不摘了，她摘的多，工钱少。她有理由不摘，她长得好看：明眉大眼，嘴唇鲜红，脸白得不用施粉。她穿紧身小袄，钟一样的肥裤腿，一走一摆一摆。那时肥裤腿时兴，肥到一尺二，正是一幅布宽。一条棉裤要一丈四尺布，但一臀一蔀包一皮得紧。这匡式不是谁都敢穿。

米子的裤腿越来越肥，走起路来像挟带着春风，把村里男人、女人的眼都摆得直勾勾的。男人心动，女人妒嫉。可她不再摘花。遇到谁家摘花时，花主站在房上一迭声地喊，米子也不出来。摘花人走过米子家的土院墙，就撺掇年轻的花主喊米子。花主不喊，花主自知米子不出门的缘故。

米子不种花，不摘花，可家里也有花。里屋的炕头上，油一黑的墙旮旯里，她常有一小堆。花被一张印花色袱盖严。米子不愿人看到她的花，她自知那花色杂，来路不正，可它来得易。花碗儿不再刺她的手，她愿意男人看见她的手嫩。

米子和爹两人过日子。她爹叫宝聚，摆糖摊儿，卖煤油，晚上“摇会儿”。黄昏了，宝聚推出小一平车，点起四方四正的罩子灯。车上摆着脆枣、糖球、山里红、花生、烟卷，鸣锣开张。“摇会儿”的锣叫糖锣，响铜做成，有碗口大，敲起来比大锣高一亢，比戏台上的小锣暗哑：嘡、嘡嘡，嘡、嘡嘡！

宝聚敲开百舍的夜，这村叫百舍。

敲阵糖锣，宝聚念诵出口成章的口诀：

一抽一抽一签，摇摇会儿，

哪年不摇两亩地儿。

赢的东西不算少，

哪能见好就要跑。

……

“摇会儿”的车子被紫花大袄围严，人往车上扔铜子毛票，拿起宝聚的竹签筒，哐哐摇。开会儿了，宝聚对照你摇出的会儿底，该给烟的给烟；该给糖球的给糖球。烟不强，就“双刀”和“大孩儿”；糖球花色多，有红有黄有绿，一个色儿一个味儿，扭着螺丝转儿，像蚕茧大。

宝聚是个细高挑儿，公鸭嗓。先前他在村里唱本地秧歌，演青衣、花衫，唱时调门高，尾音拖得长。看家戏是“劝九红”，他演九红，九红被贪财的父亲劝，要九红嫁给一个财主老头儿。九红不听劝，和爹讲理，唱着“跺板”：“有九红坐在了正房以上，禀老父听女儿细说端详……”振振有词地诉说这门亲事的不般配，批判父亲的贪财思想。扮父亲的演员比宝聚矮，穿着紫花布做的偏领员外衣，下摆拖着地。嘴上没有髯口，用酒泡松香沾几朵洋花一瓣，九红梳着大头，榆皮贴鬓，但行头含糊：裙、袄都是白布染成，水袖打挺儿，甩不起来。可宝聚有嗓子。

九红的哭诉，批判没有感动爹爹，却感动了台下邻村一个闺女，生是嫁给了地无一垅的宝聚。过门后夫妻恩爱，生了米子，那闺女却得了产后风，死了。如今人们听见宝聚的呐喊，如同听到了九红在爹面前的哭诉。

宝聚“摇会儿”收铜子、毛票，也收花。他收的花和米子的花一样不整状。米子不让宝聚的花归里屋，宝聚就把这花笼统地倒在外屋水瓮旁。那儿潮，卖时压秤。

日记本是绝对的个人稳私。但，铁凝却永远是特色的，其日记也不例外。当世人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朝核危机”，“韩流”……等焦点时，这本《铁凝日记－汉城的事》却为我们开启了韩国的另一扇窗口。但如果大家想在《铁凝日记——汉城的事》里了解她的私生活，那也许会失望。铁凝今年SARS肆虐期间，在韩国度过了40天，看到的、想到的和她曾经积累的一经‘对话’，便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于是，用很个人的视角，铁凝在本书中讲述了40天里的经历及对某些现象的观点。

【内容简介】

当世人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朝核危机”、“韩流”等焦点时，《铁凝日记》里用清新隽永的文字，栩栩如生的人物，记述了充满人性美、人情味的际遇故事，国际间思想文化的交流花絮与漂亮的精彩图片，与其以往作品很不同，也是一道风景线，为我们了解韩国开启了一扇窗口。

【内容简介】

祖籍河北赵县，1957年9月生于北京，1975年于保定高中毕业后到河北博野农村插队，1979年回保定，在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编辑。自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约150余万字。1982年发表短篇小说《哦，香雪》描写一个农村少女香雪在火车站用一篮鸡蛋向一个女大学生换来一只渴望已久的铅笔 盒，表现了农村少女的纯朴可亲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作品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年，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它真实描写一个少女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和纯真美好的品格。1984年《六月的话题》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麦秸垛》获1986～1987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1984年 铁凝调入河北省文联任专业作家，现为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早期作品描写生活中普通的人与事，特别是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从中反映人们的理想与追求，矛盾与痛苦，语言柔婉清新。1986年和1988年先后发表反省古老历史文化、关注女性生存的两部中篇小说《麦秸垛》和《棉花垛》，标志着铁凝步入一个新的文学创作时 期。1988年还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它一改铁凝以往那和谐理想的诗意境界，透过几代女人生存竞争间的较量厮杀，彻底撕开了生活中丑陋和血污的一面。

【试读：第1节】

1994年5月，我父亲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他的个人画展。画展结束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有两位韩国客人同一名女翻译到石家庄家中拜访父亲，说画展的最后一天，他们在中国美术馆看了画展，很为那些作品而感动。遗憾的是他们因事急于返回汉城，没有见到我父亲，只委托那位身居北京的女翻译和我父亲会过面，并问到了我家的详细地址，准备日后登门拜访。后来据我父亲回忆，他在展厅确实见过这位翻译小姐，但她的言语却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更没有做这次见面的准备。所以这三位客人的来访颇有点不期而至的意味。据他们说，今天早晨他们还在汉城，中午飞抵北京，晚饭前才开车从北京出发，现在已是晚上近10点钟。两位先生作了自我介绍，一位姓洪，一位姓李，翻译小姐姓白，中国朝鲜族。

我端详这两位韩国先生，洪先生50岁左右，个子很高，身材魁梧，脸形较宽，面部较平，是典型朝鲜族传统的方形脸。后来我读过有关韩国人脸形的资料，得知洪先生的这种脸形被认为是男人忠厚、和善、可靠的表征。我还得知，当今韩国男人的脸在逐渐变长，但，洪先生的这种方形脸，仍然具有明显的亲和力。那天晚上的洪先生显得有些疲惫，我想大约是因为旅途劳顿吧。但他却竭力保持着微笑，话不多，语气是和悦、诚挚的。似乎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心理基础在做底：他们致力要把这次的拜访完成得尽善尽美。洪先生的同伴李先生在那晚的拜访中是位“主讲人”，他个子偏矮，年纪比洪先生略轻。但是他的矮个子并没有妨碍他四射的激|情，或者换句话说，很多矮个子的人，往往比有些个子高大的人更具一种抓人的气势和更加旺盛的一精一力。眼前的李先生显然属于这样的男一性一。他首先开宗明义地讲述了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次迫不及待的旅行，而这次旅行之后的期待又是什么。一切都因为那天他们在中国美术馆看了我父亲的画。从那天起他就不能再平静了，因为他们正在韩国完成着一个不同寻常的计划。他们将要建造一个亚洲一流的美术馆——亚洲美术馆。这美术馆不仅仅属于韩国，它将属于亚洲，乃至东方和全人类。为了这美术馆的建立，必得有几位东方艺术家的作品做基础。目前建馆和收藏正在同步进行，我父亲便是他们“相中”的中国艺术家之一。

当时李先生的谈吐和举止使我更多地想到了欧洲足球界的“球探”，但当他谈起艺术时又确是不容置疑的行家。他对父亲的艺术作了十分内行的分析，分析中流露着对父亲作品的痴情。在谈到某张作品时，他甚至激动得不能自制，常常手舞足蹈。为了证实他们行为和身份的真实性，李先生还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一瞬间我注意到了名片上的字：李在兴，亚洲美术馆馆长。接着，李在兴馆长又把洪先生作了含蓄而敬重的介绍，他虔敬地称他为洪大哥。从介绍中我得知“洪大哥”名叫洪正吉，可能不是亚洲美术馆的财力鼎助者，但在韩国是位极受人尊敬的社会活动家，此时似是这个计划的掌舵人。李先生常常撇开翻译和洪先生做着私下一交一 流，显然是在向他请教着什么。

但，李先生和父亲的谈话却是艰难的。面对李先生光芒四射的演说，父亲一直表现出客气的警觉。父亲的态度不无道理。就在前不久，他为之工作的画院也曾来过两位韩国先生，身穿风衣，头发乌亮，很是有些派头。他们也声称为韩国某美术馆（或某画廊）挑选作品。他们请几位画家把作品在展厅一字排开，草草看过便要全部“收藏”。且出价之高，倒让几位画家有些瞠目了。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历来是卖方要价，买方杀价。事情一反过来，便显得有几分奇异。又有画家拿来些作品，两位韩国先生看也不看地声称“都要都要”！之后又当众宣布明天就来付款取画。但第二天他们没有来，又过了一天他们还是没有来。许多天过去了，他们没有来。有画家想打听他们的踪迹，可惜他们没有留下地址、电话。这两位韩国先生的行为成了一个谜，似乎他们的到来就是为了显示一下发达国家的“豪爽”。中国有个传统相声叫《逗你玩儿》，这不就是个“逗你玩儿”吗?

那次的事父亲没参加，是因为他不在单位。但这事却引发了他的警觉：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国人遇到什么情况也许都属正常吧。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曾向洪、李两位先生提及过此事，他们都坦诚地说，有，韩国有，全世界都有这种人。

如果说父亲对韩国人的警觉来自于那次的“逗你玩儿”事件，我对韩国的了解则多半来自上世纪70年代朝鲜的一些电一影 。那时中国人习惯称朝鲜民一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北朝鲜，称大韩民国为南韩。南韩当然联系着李承晚“匪帮”，而李承晚“匪帮”背后是“万恶的麦克阿瑟”。实际上，在1994年的5月，多数中国人对当代韩国和韩国人基本上是不了解的。中韩于1992年8月建一交一 ，距这时刚刚一年多。在我的少年时代，一提起韩国，首先会想到某些北朝鲜电一影 里的韩国“特务”形象。比如当时有一部名叫《看不见的战线》的电一影 ，影片中一位化装成教师模样的南韩越境特务手拿一本书，和北朝鲜的暗藏特务对接头暗号：

问：你拿的是什么书？

答：歌曲集。

问：什么歌曲？

答：《阿里郎》。

我看这电一影 时正读初中，这段对话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上课时就有学生压低嗓音问旁边正在阅读课文的同学：你拿的是什么书？……而女生们更感兴趣的是另一部反间谍电一影 ，说

一名南韩女间谍潜入北朝鲜去冒名顶替一个名叫贞姬的姑娘，为此她在韩国做了面部整容术。这高超的整容术真的奏了效，使北朝鲜人对两个贞姬真假难分。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间谍对于朝鲜的渗透和整容术的先进就是韩国的两大特点。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中国人对今天的韩国有了新鲜而又具体的感知，这感知不再是朝鲜电一影 中的戏剧化脸谱。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1997年它已正式被接纳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通过电视对汉城奥运会的转播，中国人还亲眼看见了韩国的美丽、文明。一个有着“亚洲四小龙”之一美称的发达国家摆在了我们眼前。但是，间谍的暗号和整过容的假“贞姬”，有时仍闪现于眼前。

在1994年5月的这个晚上，已是凌晨1点有余，谈话仍在艰难地进行。这时那位高个子洪先生偏又出现了一种异常情况：频繁地、一趟接一趟地去卫生间，这行为仿佛与他那和悦的有教养的谈吐很是不相符。每次从卫生间出来，他都会有些发愁地却又带出几分抱歉地冲我笑笑，好像在说，你看，我也不愿意这样，不过真是没有办法。然而抱歉的笑容未尽，他便又一次冲进卫生间。他头上淌着汗，脸色变得黄白，一手紧捂肚子，弯腰辗转于沙发间，似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这使我心里方生出一种同情，也许这该叫做“恻隐之心”？我想他这是肠胃出了问题，他在拉肚子。我拿出两粒黄连素请他吃掉，告诉他这是中药，吃下去不会有什么副作用的。这位洪先生对我拿给他的药倒是没有丝毫的不信任，他立即吃了，虽说还是有点愁眉苦脸，人倒是安静了一些。许多年之后，洪先生成了我父亲的朋友。我们经常拿他那天的拉肚子寻开心，他告诉我说，那天因为急着往石家庄赶，没来得及吃晚饭，只在路边一个小摊子上吃了点东西，接着就开始肚子疼。刚进我家时还强做忍耐，后来就忍不住了。我问他疼到什么程度，他说，唉，这么说吧，我没有生过孩子，我想生孩子也不过如此吧。可惜我疼成那样都没打动你爸爸，我的难忘的石家庄之行啊！

那个晚上，李先生却不顾他洪大哥的痛苦万状，继续说服着我父亲，此刻重要的好像不是洪先生的肠胃，而是我父亲那一身警觉的不能被解除。为此，李先生颇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意志，和一种不顾人脸色的执着。他豪情满怀地一遍又一遍地向父亲描绘亚洲美术馆的前景：该馆将为几位中国艺术家建立个人馆，我父亲就是他们将要为之建个人馆的艺术家之一。这种个人馆的建立必得有足够的藏品，待藏品具一定数量时，便首先在汉城举办画家的个展。由此，这种交往将是长期的。接着，李先生便举出了几位中国画家的名字，说这些画家正准备同他们合作。父亲对这几位画家的名字很注意，因为他们确是当代中国画界颇具实力的画家，有两位还刚刚在北京同父亲见过面，那是周思聪和卢沉先生。父亲愿意把李先生的说法认做是真实的。这时我从旁观察客人，见他们已是口干舌燥，面容憔悴。加之天气闷热，洪先生又开始不断冲向卫生间，更使他们看上去有些狼狈。

事情就这样出现了转机。在客人的请求下，父亲终于拿出了几张画请他们欣赏。李先生差不多是从沙发上弹起来的，他叉一开双手十指，不停地对那些画们鼓起掌来。在后来近10年的交往中，李先生常常面对父亲的作品鼓掌，鼓着掌喊着“阿伦达一温一 ”（美丽，好看）。这种对沉默着的造型艺术的欣赏方式，实属罕见。

关于那晚事情出现转机的原因，我曾经和洪、李二位先生讨论，是由于二位先生的执着？还是由于那几位中国艺术家的名字的出现？还是由于洪先生的拉肚子呢？这时洪先生总是笑着说，我想你爸爸是不会打发走一个病人的，我又不是装病。

父亲和他们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晚上开始的。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他们相互尊重，礼尚往来，连他们的夫人也成了我们家的朋友。另有几位先生及夫人，我在以后的日记里会提及。他们一起探讨亚洲架上绘画的前景，他们一同赴欧洲考察艺术，同行的就有那天晚上他们提到的画家：张立辰、姜宝林、贾浩义诸位。之后他们和父亲又几经在汉城、在北京相会。1998年当他们准备在汉城为我父亲举办个人画展时，亚洲金融危机袭击了韩国，画展不得不推迟。父亲对这样的局面表示充分理解。对方为了表达对此的歉意，他们刻意在自己国家最困难的时候邀请父亲和我访问韩国，1998年的5月，在汉城，在济州岛，在雪岳山，他们尽全力给我们以贵宾的礼遇，让我一直难忘。

今年5月2日，在距1994年5月的那个晚上9年之后，父亲的个人画展在汉城举行，韩方再次特别邀请了我。此时韩国的经济已经全面恢复，然而另一种灾难：SARS又袭击着中国。就在全世界正为此“警惕”着中国时，令人感动的是对方没有因此取消或再次推迟画展，他们坚持如期举行。

4月29日我陪父亲乘大韩航空公司的KE852次航班从北京飞汉城，开始了40余天的韩国之行，同行的翻译不再是那晚的白|小|姐，而是另一位名叫姜雪子的小姐。

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写日记了，但是今年的韩国之行让我又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一些人和事。

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是困难的，就像要真正了解一个人那样。曾经有位作家说过，当你在一个国家住一个星期，你可能会写成一本书；当你在这个国家住一个月，你可能会写成一篇文章；当你在这个国家住上一年，或许你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意思是知道得越多，越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更多。所以日记在这时大约是个恰当而又取巧的方式：有点自说自话，目的并不是要告诉你韩国和韩国人是怎样的，内容也绝谈不上深刻，我只求真实传达出内心的感受。

写下以上的话，作为这本日记的由来吧。

【试读：第2节】

2003年4月28日 星期一 金夏中大使的热情

下午2点钟离开石家庄，5点到北京。北京街上十分清冷，人和车极少。偶尔有匆匆的骑车者，都戴着口罩。我感受到这里气氛的紧张，比石家庄要紧张得多。河北省已有两个城市发现SARS病人，但省会石家庄尚无被感染者记录。而截止4月18日，北京已累记病人339例。当然，石家庄一些药店也出现了排队购买中草药预防SARS的场面。前两天受北京一位朋友之托，去乐仁堂买一种治疗糖尿病的草药（据说这种药在北京已脱销），奋力挤了半天才挤到柜台前。四周顾客本来拿着别的药方，一听我要买这种药，竟然不加思考地都要买。在大家看来，这个时候买的草药不是预防SARS还能是什么呢？在石家庄的中药房里，传达出的是一种热火朝天的惊恐——虽说惊恐，人们毕竟还慌乱地聚在一起。相比之下，北京的情形便严峻多了，整个城市似有一种默默的孤寂的哀伤。长安街显得格外辽阔无边，我们的车一路畅通无阻，从六里桥下高速公路，不到半个小时就到达位于景山后街的河北驻京办事处。而往常，这段路至少要走50分钟或更长。今晚我们住在这里，明天上午从这里去机场。

河北驻京办事处对外经营的名称是河北迎宾馆，这是一处中式宅院，从前是满清贵族的一座府第，民国时曾被奉系军阀吴俊升买来赠给一位姨太太。吴曾任黑龙一江一 省长，后在著名的黄姑屯事件中与张作霖一起被日本人炸死。上世纪50年代河北省zheng府买下这处院子，几经改建、修缮，始终保持了原来的风貌，且一直经营至今。离此不远还有大太监李莲英的宅第，可见此地是北京闹中取静的好住处。院内古槐、藤萝都有，鸽子也在此接宗传代。加之地处市中心，一交一 通便利，是许多河北人来北京喜欢选择的驻地。80年代以后，一些外国人也愿意到这里来住。一来房价适中，二来还可以享受中式庭院的乐趣。在我的印象里，这迎宾馆一向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今天下午却是朱红大门紧闭。办事处李主任和齐经理、王经理、高经理等几位在大门外等候我们。像往常一样，我下车后便要同李主任握手，李主任却冲我摆着手说，咱们就别握手了吧。意思是他们是处在疫区的人，而我们是从安全地带来的。李主任的礼貌和谨慎使我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儿，一个星期前我来北京办签证，李主任还是谈笑风生，当时办事处虽然客人少了，但还住着几位和保定商谈农业开发的非洲商人。还有一个电视剧摄制组包一皮了一个跨院拍电视剧。记得那天我在餐厅门口碰见了那个剧组的几位男一女，其中一位女士和同伴在谈笑之中往餐厅门前吐了一口痰，然后毫无愧色地扬长而去。当时全国的媒体都在广泛宣传预防SARS，克服陋一习一 。这位电视剧组的女士却如此不伦不类。此刻她这种行为实属野蛮了，我内心非常愤懑，想到国人克服陋一习一 确已迫在眉睫。这时办事处的朱红大门开了，李主任引我们进门，大门随之又关上了。院里又空又安静，李主任告诉我，现在一个客人也没有，非洲商人和那个电视剧摄制组都走了。为防SARS,外人一般不准进院，服务员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般也不得离开这个院子。然后他又对我说，目前咱们这个院子还是安全的，因为周边地安门、景山一带的居民尚未听说有被感染者。

进了客房，到处弥漫着消毒液的气味，连烟灰缸里也盛着消毒液，服务员说这便于在房间挥发。我再次体会到北京气氛的紧张，心里也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简单吃过晚饭，回到房间见有一份当日的《北京晚报》，拿起报纸，有些潮一湿，原来报纸上也喷洒了消毒剂。头版一段黑体字是：“市委市zheng府发布加强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决定，要求认真执行隔离措施，坚决切断传染源。截止4月27日10时，北京市对以下区域采取了隔离控制措施：疫情居民区和居民楼（含公寓）4处，分别是北京人民医院宿舍（西直门南大街17号楼），中央财经大学西塔楼29号（海淀区皂君庙东里29号楼），北方一交一 通大学学生公寓A、B、C座（海淀区一交一 通大学路3号院1、2、3号楼），北京科技研修学院两栋公寓楼（昌平区沙河镇）；疫情工地一处为东城区京港101号楼工地。此外，北京还对一所综合医院，24所市、区指定集中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29处综合医院的“非典”病区，74处二级以上医院的发烧门诊实行隔离控制管理。另据流行病学调查，截止4月27日10时，实行分散隔离和集中隔离的非典型肺炎患者及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触人员为7672人，已解除隔离1384人。”

读完报纸，我拿出一温一 度计量体一温一 。这次出门我和父亲每人带了一支一温一 度计，准备随时随地测体一温一 。而且我还有一个小计划：万一明天到机场，那儿的远红外测一温一 仪把我的体一温一 测高了不让我出境，我就用自带的一温一 度计再测一遍。此前我已得知，机场已经要求出入境旅客测体一温一 了。我是不是显得有点神经质呢——又有谁能证明我的一温一 度计的权威一性一？这时我的体一温一 是36.2度。

因为我们入住，饭店升起五星红旗

想起父亲临行前对此行始终犹豫：我们国家正发生疫情的时候去韩国办画展毕竟不是个好时机，这会给对方带来许多不方便。韩方虽一再表示，中国的疫情不会改变他们既定的计划，父亲这个本该在1998年举办的画展，因为韩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拖延至今，但父亲仍然常常表现出三心二意。也许是和韩国驻中国大使金夏中先生的见面增加了父亲和我的信心。上个星期，4月22日，我们办签证之前同韩国驻中国大使金夏中的会面，他的友好和热情再次使我体会到这个国家对艺术和艺术家的尊重。那时因为中国的疫情，许多国家的驻华使馆已经关闭，韩国使馆也不再接待私人来访。金大使破例在使馆的会客厅同我和父亲见面，并赠送了他用中文写的新著《腾飞的龙》。金大使风度儒雅，彬彬有礼，讲一口让人惊异的流利的自然的汉语，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我从他的书中得知了他的实际年龄）。我们一交一 谈了大约40分钟，在这非常时期，这应该是一个时间不短的见面了。我特别感受到了金大使的诚恳。一交一 谈中我得知他对中国由来以久的感情以及他在中韩建一交一 中的非常角色。这里不妨引用几段2001年10月金夏中先生就任驻华大使之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主要报道：

【内容简介】

《对面》是当代著名作家铁凝的中篇小说，《对面》主要讲述了“我”的爱情故事与“我”窥视到的“对面”的故事。一方面试图以弗洛伊德关于男性爱情心理学的观点分析男主人公“我”面对一系列所接触过的女性的爱情心理．另一方面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中的意识与潜意识对抗，本能与压抑的关系来分析男主人公“我”的窥视心理，最后展现男主人公的灵魂救赎。

故事主人公“我”一个有七情六欲的男人，绝对不是个好东西，他对性的态度和生活作风绝对可以用“轻浮”加“流氓”来形容。他高三毕业的暑假某一闷热的下午就毁了他和楼上一女生（肖禾）的童贞。到了大学他仍风流多情。虽然书中描写比较浪漫，但这只是作者才华体现而已，绝不会影响读者对人物形象的评判。这种随意和人上床的男人、女人都不是什么好货色。主人公“我”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就浮出水面。其实也触及了人性深屋的一面。这次风波成为他搬到了一个荒废已久，无人问津的三层楼仓库起因；也成为他偷窥生涯，开始显露他人性阴暗的一面提供了契机。在偷窥上作者有意安排了不开灯，让他那阴暗的一面象鬼火一样在黑夜里跳动着。也许人性阴暗的一面是见不得光的。

文中对他行动前的一段描述或能说明一二。当他终于等到对面和那矮个男的出现在阳台上时“一种邪恶的快感立即传遍我的全身，就像开幕的铃声已响，我必须坚决地登场。矮老头儿，别他妈的怪我不仁不义了！”原来如此，看来我的猜测也有几分正确了。

这篇作品取材新颖，再加作者丰富的想像力，溢于言表的才华，干净风趣的言语很深的反映了人对“性”上的一些态度。这种东西，我们平时都掩的很深，可真实又是怎么样的呢？也许就像文中所言。当然许多人是不耻与之为伍的。像铁凝女士这样大胆，精采的描写，确也难得，至少她部分反映了人性在“性”上的表现。

【书摘-试读】引子__节选

【内容简介】

《午后悬崖》是当代著名作家铁凝的中篇小说。

【书摘-试读】引子__节选